《大中国史》阅读笔记
自动生成 | 2026-06-15 23:32 | 📖 epub
《大中国史》阅读笔记
一、作者与背景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江苏常州人，与钱穆、陈寅恪、陈垣并称“史学四大家”，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之巨擘。先生出身江南书香门第，自幼受家学熏陶，博闻强识，于经史子集无所不窥。其治史之初，正值晚清国运艰危、西学东渐之际，新旧思潮激荡交汇。吕思勉先生以开通明的学术态度，既深耕传统史学之土壤，又积极吸纳西方科学方法，终成一家之言。
《大中国史》成书于二十世纪上半叶，原名《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后经多次修订完善，成为吕氏通史体系之代表作。此书以白话文书写，打破传统史书艰深晦涩之壁垒，使史学走出象牙之塔，泽被后学。其写作目的，非仅为传授历史知识，更在于培养国民之历史意识与民族认同，诚如先生所言，史学乃“认识社会进化因果关系”之学，关系国家前途命脉甚巨。易中天先生对此书推崇备至，足见其学术价值历久弥新。
二、核心内容
《大中国史》凡七十五万言，贯通华夏文明数千年之兴衰递嬗，全书分五大篇章：上古史叙汉族由来、三皇五帝、夏商周三代及春秋战国之局；中古史述秦汉统一、魏晋纷争、南北朝对峙、隋唐盛世及其衰亡；近古史详五代十国割据、宋辽金元鼎立与蒙古崛起；近世史涵盖明清两代之兴亡嬗替、西力东渐之冲击；现代史则截止于民国初年之政局动荡与外交危局。
此书体大思精，非徒铺陈朝代更替之表象，更着力于探究制度沿革、经济变迁、民族融合、文化演进之内在逻辑。先生于每一历史分期，皆设专章论列官制、选举、兵制、刑制、赋税、学术诸端，使读者得以窥见各代政治社会结构之全貌。尤其值得称道者，先生于叙述汉族由来、疆域变迁、周边各族动态时，打破传统“华夷之辨”之藩篱，以客观持平之态度审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之形成过程。
于历史编纂体例上，先生兼采纪传体之完备与编年体、纪事本末体之便用，取长补短，相得益彰。绪论中，先生系统阐述历史之定义、研究史学之方法、史料之分类考辨，皆为卓见。全书行文条理分明，繁而不乱，堪称通史写作之典范。
三、精华摘录
“历史者，研究人类社会之沿革，而认识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关系者也。”
“无论什么事情，都有个’因果关系’。明白了它的’原因’，就可以预测它的结果，而且可以谋’改良’、’补救’的法子。”
“历史是各种学问都有的。但是从前的人，研究学问的方法粗，常把许多现象，混合在一起。后来的人，知道这种法子不行，就把宇宙间的现象，分析做若干部分，各人研究其一部分，就各部分研究所得，再行想法子合拢起来。这个便唤做’科学’。”
“’社会现象’，也是’宇宙现象’之一，它的’变迁进化’，也脱不了’因果关系’的。虽然这种因果关系，不像自然现象那么简单，因而’断定既往’，’推测将来’，也不能如自然科学那么正确。”
“历史书所记载的事实，从前的人，把它分做（一）治乱兴亡，（二）典章制度，两大类。前一类可称为’动的史实’，后一类可称为’静的史实’。”
“编年体最便于’通览一时代的大势’；纪事本末体，最便于’钩稽一事的始末’；典章制度一类的事实，尤贵乎’观其会通’。”
“现在研究史学，有两件事情，最应当注意的：其一，是要有科学的眼光……其二，是要懂得考据之学。”
“必须懂得这一种方法，一切书才都可以读，一切材料才都可以使用（不然，就全据了些靠不住的材料，或者有了材料，不知道用法）。”
“世界 大通，各国的历史，都可以参稽互证。”
“一个国家建立之初总是以一个民族为主体，然后渐次吸收其余诸民族，这是一定不移的道理。”
四、主题分析
（一）历史学的科学化追求
吕思勉先生身处近代学术转型之大时代，其史学思想最显著之特征，在于以科学方法改造传统史学。先生于绪论中明确指出，传统史学之弊病在于“研究学问的方法粗，常把许多现象，混合在一起”，而新史学之要义在于将复杂现象“分析做若干部分，各人研究其一部分”，此乃科学方法之精义。先生更进一步提出，历史学之终极目标在于认识社会进化之因果关系，此一定义赋予史学以明确的学科定位与学术追求。
值得玩味者，先生虽强调史学之科学性，却并非简单套用自然科学之模式。他清醒地认识到：“社会现象的因果关系，不像自然现象那么简单，因而’断定既往’，’推测将来’，也不能如自然科学那么正确。”此番论述体现了先生学术思想之成熟与辩证——既拥抱科学精神以破除蒙昧，又正视人文社会科学之独特性，避免机械论之偏颇。
于史料运用上，先生主张“双轨并进”：一方面要继承清代汉学家精密考据之传统，另一方面要借鉴外国学术成果，打破“中国中心主义”之局限。先生以元朝西域史事须参考西史、清入关前史事须借助朝鲜文献为例，说明历史研究必须具备世界视野，方能逼近历史之真实。此种开放包容的治学态度，在当时尤为难能可贵。
（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建构
《大中国史》于民族问题之处理，最能体现吕思勉先生之史识与胆魄。先生于“汉族由来”一章中，详尽探讨汉族起源之“西来说”，以《禹贡》《山海经》《史记》等经典文献为据，论证古代汉族与西北昆仑之地之渊源关系。此说虽在后世颇有争议，然先生引用史料之审慎、论证态度之客观，令人钦佩。
尤为难得者，先生于叙述汉族以外的诸族——獯粥、东胡、貉、氐羌、粤、濮——时，皆以平等之视角审视其历史地位，而非沿袭传统史观之以“蛮夷戎狄”视之。先生指出，一个国家的建立，“总是以一个民族为主体，然后渐次吸收其余诸民族”，此论断揭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之历史过程，颇具前瞻性。
先生于清代民族政策之论述，亦见深刻。其论“满洲内部特殊势力的消灭”“清朝对待汉人的政策”，皆能跳出“夷夏之防”的传统窠臼，以理性之分析揭示满汉融合之历史必然性。此种史观，于今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时代背景下，尤具启发意义。
五、个人感悟
掩卷深思，吕思勉先生治史之态度与方法，令人肃然起敬。先生身处民族危亡之秋，国人或妄自菲薄、或盲目自大，而先生以平和而坚定之学术立场，既不讳言中国历史之曲折反复，亦不回避文明演进之客观规律，此种“信而不诬”的史家风骨，正是当下弥足珍贵之精神遗产。
读先生此书，尤感其“通识”气象之可贵。先生论史，非徒堆砌史料、考辨名物，而是以宏观之视野把握历史演进之大势，以细腻之笔触剖析制度沿革之脉络。此种“博而不杂、约而不漏”的著述风格，对吾辈治学做人皆有镜鉴之效。
当今之世，信息爆炸，众声喧哗，历史虚无主义时有泛起。吕先生之言犹在耳畔：历史学之目的，在于认识因果关系，“谋改良、补救的法子”。吾人读史，不可仅为猎奇怀旧，更当以史为鉴，烛照未来。古人云“鉴于往事，化成天下”，信然。
六、方法论联系
吕思勉先生之史学方法论，实融合儒学传统与近代科学精神，形成独具特色之治史路径。
其一，继承儒学“实事求是”之学风。 清代汉学之“考据之学”，本源于儒学经典诠释传统，强调言必有据、论从史出。先生以为此种方法乃“中国最新而又最精密的学问”，必须继承发扬。此与朱子“格物致知”、顾炎武“经世致用”之学脉相承，体现儒学经世精神在近代之延续与转化。
其二，吸纳近代科学方法论。 先生所言“分析做若干部分，各人研究其一部分，再行想法子合拢起来”，分明是近代科学方法论在史学中之应用。此种“分析—综合”之思维路径，与孔德实证主义、迪尔凯姆社会学研究方法多有契合，显示先生视野之开阔。
其三，倡导多元互证之史料观。 先生主张历史研究须“参考外国的书”，以“参稽互证”追求历史真实。此种方法论立场，与乾嘉学派“孤证不立”之训诫一脉相承，又融入近代比较历史学之方法论精髓，形成古今贯通、中西交融之学术格局。
先生曾言：“世界 大通，各国的历史，都可以参稽互证。”此语今日读之，犹觉振聋发聩。在全球化深入发展之当下，重温先生之言，对于我们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之理念，不无裨益。
七、后续计划
阅读《大中国史》仅为此浩瀚史学工程之起点，后续研习当循先生治史之法，渐次深入。
其一，系统研读吕思勉先生其他史学著作。 先生著述宏富，《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等断代史皆为传世佳构，当依时代顺序逐一研读，以期全面把握先生之史学体系。
其二，结合先生推荐之目录学著作深入研习。 先生于绪论中提及《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文献通考·经籍考》《四库书目》等目录学经典，当据此追溯史籍源流，建立完整之史料学知识框架。
其三，参校外国学者之中国史研究著作。 先生主张参考外国书籍以互证，此法至今仍有重要意义。当研读费正清《剑桥中国史》、内藤湖南“中国史观”等域外汉学名著，以拓宽视野、别求新知。
其四，将阅读与写作结合，以史为鉴关注现实。 先生言研究历史之目的在于“谋改良、补救的法子”，当以历史之眼审视当下社会问题，撰写读书札记，延续先生经世致用之学脉。
历史学非徒记诵往事之学，乃接通古今、启示来兹之伟业。吾辈后学，当谨遵先生之教诲，以科学之精神、考据之功夫、通识之视野，探究历史之真相，汲取先贤之智慧，不负先生著书传世之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