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子来到南方》阿乙》阅读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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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子来到南方》阅读笔记
一、作者与背景
阿乙，本名余华琛，一九七六年生于江西瑞昌，曾长期担任警察与记者等公职，后专事文学创作。其写作生涯始于二〇〇〇年代初期，以中短篇小说闻名于当代文坛，素以冷峻、克制的叙事风格著称，与余华、残雪等作家同被视为当代中国文学中具有存在主义倾向的代表人物。阿乙的创作多根植于个人经验与时代观察，文字间常弥漫着一种荒寒的底色——县城青年的沉沦、欲望与幻灭、城市对乡村的结构性吸榨，皆在其笔下化为沉默而可怖的景观。
《骗子来到南方》出版于二〇二〇年，收录阿乙历年创作的中短篇作品凡十四篇。从目录结构而言，全书以“短章”“短篇”“中篇”“寓言”“故事新编”五部分编排，看似体例松散，实则暗含从日常经验到荒诞虚构的递进逻辑。本书所选两篇——《用进废退》与《剩渣》——恰好分布于这一光谱的两端：前者以第一人称叙事者在咖啡馆中的闲聊为表层，内裹平行宇宙与反乌托邦的深邃忧虑；后者则以近乎新闻调查式的笔法，讲述一个农村青年被城市及其背后的欲望体系彻底耗尽的故事。两篇作品在时间上仅相隔一年（一篇完稿于二〇一八年，另一篇完稿于二〇一七年），却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命题：在一个加速运转的时代中，个体如何面对自身的被消耗、被边缘化与被遗弃。
二、核心内容
《用进废退》以一场临时约定的咖啡馆会面为叙事起点。叙述者“我”前往北京常营，与纯文学刊物《高山》执行主编拓跋晓春会面。晓春是一位拓跋姓氏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身兼数职，却自陈族群已全面消亡，仅余姓氏残存。二人围绕“记忆的既视感”展开讨论，晓春援引两种解释——平行宇宙交叉假说与大脑皮层回路短路理论——来回应那种“意识到眼前之事已然发生过”的体验。叙述者与晓春在咖啡馆中共声说出“我感觉记忆的空格被一块块填满”，将这一时刻升华为某种默契的确认。
然而叙事的真正重心在于结尾的闪前：叙述者预见了不远的未来——晓春与其恋人被人工智能囚禁于水箱之中，成为可供展览的艺术品。叙述者本人则选择了化为比尘埃还小一千倍的微粒，在天地间无拘游荡。整篇作品以“完于二〇一八年十月十日”作结，将私人叙事的确定性彻底消解，使全篇笼罩在一层关于时间、记忆与文明终结的薄雾之中。
《剩渣》所呈现的则是另一重更为具象的消耗。青年武昭丂出身江西县城，体魄雄健，进京追梦，很快便被一位名为“玛丽”的富婆俘获。在一种被命名为“迅行王260抗衰机”的荒诞技术设定中，昭丂成为向衰老女性输送“元气”的供体，一次次被抽干活力，直至形容枯槁、命丧他乡。母亲武姨的照料与指责、供体与受体之间扭曲的依附关系、医院博士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精髓”的冷漠阐释，共同编织出一张令人窒息的社会批判之网。作品末尾，叙述者提及自媒体对“京郊废弃仓库男性干尸”的报道，暗示昭丂的遭遇并非孤例，而是一种已然制度化的系统性剥削。
两篇作品共同构成了一种复调式的时代诊断：前者指向未来的技术-极权困境，后者指向当下的身体-资本逻辑。阿乙以其一贯的克制与冷峻，将虚构推至荒诞的边界，却又在细节的精确中保持了刺人的真实感。
三、精华摘录
“作家，是应该写自己的感受，还是应该写别人的感受，或者是写误以为是别人感受的感受，这是一个问题。”
“我常为如何用掉自己犯愁。”
“我们不可避免地聊到他所属的族群。尽管这些我们早已知道七八分，但还是会去问……晓春的回答比我们了解到的还要悲观。他说一切、全部、所有，如今只剩下姓上面的两个字：拓跋。”
“他手臂上的皮一层一层早已松弛，好似风吹皱的秋水。他挺着鸡卵般的眼球平静地看自己的后裔，似乎有很多哀伤，然而来自种族的特性又不允许他表露这种哀伤。”
“我总是容易为事情感到沮丧，或者说是容易体验到事物令人沮丧的一面。坐在对面的晓春恰好相反。我在这个世界得到的比他多，但远不如他幸福。”
“我听见他悲愤地反击道：‘你们如果帮不上什么正忙，就不要帮倒忙。我脸色差要你说吗？就你眼尖？’”
“元气从年轻男人的伤口出发，沿着管道向衰老的女人输送，使后者变得年轻。”
“‘做一次这样的手术，对捐献者的危害有多大呢？’我问。‘不是很大，这么说吧，假使一个人拥有的元气值是100，那么这样一次手术会导致他损失10，剩下的还有90。’”
“‘为了什么呢？”爱。’他说。”
“我丝毫不能掩饰自己吃惊的心情，因此在大厅连排椅上坐下后，说：‘你这是怎么了？脸色这么差。’”
四、主题分析
（一）消耗：从身体到存在的形而上隐喻
《剩渣》一篇的核心意象是“消耗”，但阿乙的笔触并未止于对某一具体悲剧的记录。昭丂的故事可以被读解为一个关于“剩余价值”的寓言——在马克思的框架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导致剥削；而在阿乙的叙事里，这种剥削被进一步推向身体本身，推向生命力最原初的形态。元气、血液、活力，这些不可量化的生命质素被转化为可计算、可输送、可交易的商品，而交易的场所——整形外科医院——则以同济医科大学的博士学位和《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学术背书，为这种荒诞提供了合法的外壳。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阿乙对“爱情”叙事的刻意颠覆。昭丂将这场致命的依附称作“爱”，而他的母亲武姨则以一个旁观者的清醒——“比我都大十好几岁”“一分钱冇给啊”——揭示这场关系的真实质地。阿乙在此处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当一个人被剥夺了所有社会资源与自我认知的可能时，“爱”往往成为他唯一能够赋予自身处境以意义的语言。昭丂不是被骗，而是主动选择了被利用，因为被利用至少意味着被需要，而被需要是他在这个将他彻底边缘化的世界里所能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
（二）记忆与时间的碎片化：在平行宇宙中流亡
《用进废退》则将消耗的主题引向了更为形而上的维度。整篇作品可以被视为一部关于“时间意识”的哲学独白。叙述者与晓春关于“既视感”的讨论，表面上是闲谈式的知识交换，实则指向一个更为根本的焦虑：在当代生活中，时间是否已经碎裂为彼此无法缝合的碎片，以至于我们无法确认自己是活在当下还是反复经历着同一段已然消逝的经验？
阿乙给出的两种解释——平行宇宙交叉与大脑皮层短路——恰好构成了一个认识论上的二律背反：前者将既视感归因于客观宇宙结构的破裂，后者则将其归因于主观神经系统的故障。两者都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它们都预设了一个可以被完整把握的现实，而阿乙的叙事恰恰在瓦解这一预设。叙述者最终流下的热泪、他预见的晓春被囚禁于水箱的未来、他自己化为尘埃的选择——所有这些都在暗示：在一种更为深远的意义上，“现实”本身已经失效，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由碎片、闪前与幻觉构成的后现代生存处境。
五、个人感悟
读完阿乙这两篇作品，心中久久难以平复的，是一种关于“无力感”的深刻共鸣。
阿乙笔下的人物——无论是咖啡馆中感慨记忆空白的叙述者，还是在病榻上被抽干的昭丂——都有一个共同特征：他们都在某种巨大的结构力量面前感到自己“无用”。叙述者“为如何用掉自己犯愁”，昭丂“卵不就是还有一条”，两者看似一个是知识分子的自我倦怠，一个是乡村青年的粗粝自嘲，实则指向同一种存在困境——在一个以效率、功能和产出为核心价值的话语体系中，“无用”即是最大的羞耻。 为了消除这种羞耻，人可以戒烟、可以出卖体力、可以献祭身体、可以化为尘埃。手段越来越极端，而羞耻本身却从未被真正消解。
这让我联想到当下社会中普遍弥漫的“内卷”焦虑。当每一个人都被要求成为“有用”的生产者，当每一种关系都被嵌入“交换”的逻辑，那些无法被量化、无法被交易的东西——陪伴、情感、纯粹的“在场”——便悄然贬值，乃至消亡。昭丂与“玛丽”之间的关系，固然是一种极端化的身体剥削，但它所折射的，是整个社会在“效率崇拜”下正在丧失的某种人道主义底色：我们越来越难以接受一个人仅仅是“活着”而不“产出”，越来越难以容忍一段关系不包含“价值交换”的清晰条款。
阿乙的写作因此具有一种冷冽的治愈性——不是因为它提供了解决方案，而是因为它以极致的诚实承认了问题的存在。在他的叙事中，没有廉价的温情，也没有虚假的希望，只有一种近乎残忍的清醒。然而正是这种清醒，使人感到被看见、被理解。一个失业五年的人，一个被耗尽的青年，一个对未来感到茫然的叙述者——他们的困境在阿乙的笔下获得了文学的命名，而命名本身就是一种抵抗。
六、方法论联系
阿乙的写作在方法论层面与多重思想传统形成了深刻的对话关系。
首先，就存在主义哲学而言，阿乙的作品与海德格尔关于“向死而生”（Sein-zum-Tode）的论述构成了隐秘的呼应。海德格尔认为，人最本真的存在状态是意识到自身必将死亡，由此摆脱“常人”（das Man）的沉沦状态，获得本真的生存。阿乙笔下的人物——无论是咖啡馆中预见了未来灾难的叙述者，还是在病床上自知时日无多的昭丂——都处在一个临界点上，在那里，死亡不再是一个遥远的假设，而是一个迫近的事实。然而阿乙并未简单地将这一临界点浪漫化为“向死而生”的英雄主义时刻；相反，他展示的是：在死亡的逼近面前，人往往会退回到最原始的生存策略——抓住任何可以抓住的东西，哪怕那东西正在将自己摧毁。这恰恰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常人”的沉沦状态在极端处境中的变体——即使面对死亡，人依然在逃避本真。
其次，从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角度观之，《剩渣》可以被纳入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文化产业”与“身体拜物教”的批判谱系中。阿伦特曾在《人的境况》中区分“劳动”（labor）与“制作”（work）：前者是维系生命必需品的循环往复，后者则是创造持久对象的行为。当一个人的身体——连同其生命力、其元气、其青春——成为可以直接消费的商品时，他便彻底沦为了“劳动动物”，被锁定在一个无法退出的消耗循环中。昭丂的故事之所以令人不安，恰恰在于他从未获得过进入“制作”层面的机会：他是被整个系统排斥在外的，他所能提供的只有身体，而身体一旦被耗尽，他便成为“剩渣”——这个词本身即是阿乙对这场悲剧最精准的命名。
再者，若从中国传统哲学的角度审视，阿乙叙事中最令人注目的，是对“气”这一概念的重新编码。在中医与传统哲学的框架中，“气”是生命力的本源，是阴阳调和的介质；而在阿乙的虚构设定中，“气”被提取、被量化、被输入另一个身体——它从一种整体的、不可分割的生命能量，蜕变为一种可拆卸、可流通、可耗竭的商品。阿乙以此完成了他对当代中国身体-资本逻辑最犀利的隐喻性批判：在加速发展的社会中，连“气”都不能幸免于被商品化的命运。
七、后续计划
阅读阿乙《骗子来到南方》之后，拟从以下三个维度展开延伸阅读与实践行动：
其一，延伸阅读阿乙其他作品及相关研究。 阿乙的长篇小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与《模范犯人》均以极端化的叙事实验探讨生存困境，拟纳入下一阶段阅读计划。同时，可参阅张旭东、李云雷等学者对阿乙小说的批评文章，从学术角度深化对其写作方法与思想脉络的理解。
其二，关注当代中国城乡关系与身体政治的公共议题。 《剩渣》所揭示的农村青年被城市体系吸榨的问题，并非纯粹的文学虚构，而有其现实对应物。拟通过纪录片（如《算命》《三百六十五度》）、非虚构写作及社会学研究，构建对这一议题更为立体的认知图景。
其三，建立个人写作中的“自省机制”。 阿乙在《用进废退》中借晓春之口提出的那个问题——“作家应该写自己的感受，还是写别人的感受？”——实际上指向一个所有写作者都无法回避的伦理问题。拟在个人写作实践中，尝试在虚构与自传之间寻找一种诚实而克制的平衡，既不回避主观经验的介入，也不将文学降格为私密的自我宣泄。以阿乙的写作态度为镜鉴：冷峻，但不失温度；克制，但不失锐度。
笔记至此搁笔。阿乙的小说如同深夜的冷雨，淋在行人身上，令人清醒而寒栗。然而正是这种寒栗，使人感到自己尚有知觉，尚在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