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76. 唐人轶事汇编》阅读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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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轶事汇编》阅读笔记
一、作者与背景
《唐人轶事汇编》是一部收录唐代人物轶事的大型文献汇编著作，其编纂者不详，然从体例之完备、搜罗之宏富来看，当出于近现代史学名家之手。本书当撰著于20世纪后半叶，彼时古籍整理事业蓬勃发展，学者们致力于钩沉发微、条理故纸，使湮没于历史尘埃中的珍贵资料重见天日。
傅斯年先生于《史料学方法导论》中提出”官家的记载时而失之讳”、”私家的记载时而失之诬”之精辟论断，陈寅恪先生于《〈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中进一步阐发其义，形成治史之一贯原则。本书编者深谙此理，编纂此书之目的，正在于打破正史与小说之间的人为壁垒，将散落于私家著述中的珍贵唐人轶事汇为一编，以供学界参考研索。此举实为继承乾嘉考据学之遗绪，发扬近代史学方法论之精神，对于唐史研究具有不可估量的学术价值。
二、核心内容
本书所选录之前言部分，主要阐述史料学之方法论原则，全文可概括为三大主题。
其一，论公私纂述之弊端。私家著述之失主要表现为三端：囿于见闻易滋误端，如范摝《云溪友议》记李绅故事多道听途说；朋党成见故意歪曲，如刘轲《牛羊日历》之于牛僧孺、卢言《卢氏杂说》之于李德裕；攘善讳恶任意抑扬，如《补江总白猿传》污蔑欧阳询之事。官修之书则受政局影响甚深，或删改材料抹煞事实，如韩愈《顺宗实录》遭宦官忌恶而数度修改；或史德不佳而颠倒黑白，如许敬宗之流曲事增减，以遂私欲。
其二，论正史与小说之界划。自唐初起，修史成为制度，朝廷组织人力编纂前代历史，并以皇帝名义颁行，荣膺”正史”称号。然正史所载未必尽善，如《新唐书》大量吸收杂史及小说入史，反而使中唐以后记载较为完整。司马光著《资治通鉴》，”遍阅旧史，旁采小说”，所据材料竟达三百零一种之多，包括正史、编年、谱录、别史、杂史、霸史、传记、碑碣、奏议、别集、地理、小说、诸子等各类文献。
其三，论轻视小说之传统观念及其转变。《册府元龟》明言”异端小说，咸所不取”，班固《汉书·艺文志》借孔子之言为小说定性，”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遂使小说长期被排斥于正统史学之外。然而宋代以后，司马光等杰出史家已打破成规，广采杂说；清代乾嘉学派崛起，讲究证据、注重博证，钱大昕、王鸣盛诸人皆主张扩大史源，不囿于正史一途。
三、精华摘录
“通论吾国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于诬妄，而官修之书，其病又在多所讳饰，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于官书及私著等量齐观，详辨而慎取之，则庶几得其真相，而无诬讳之失矣。”
“私家纂述易流于诬妄”，这容易理解。考其原因，则有如下数端：囿于见闻，易滋误端；朋党成见，故意歪曲；攘善讳恶，任意抑扬。
“史臣载笔，或囿于闻见，采访弗该，或怵于权势，予夺失当。将欲补亡订误，必当博涉群书。”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
“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
“司马光之作《资治通鉴》也，先使其寮采摭异闻，以年月日为丛目，丛目既成，乃修长编。”
“长编宁失于繁，无失于略。”
“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
“选择证据，以古为尚。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
“隐慝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
四、主题分析
主题一：史料批判的方法论原则
本书前半部分最核心的主题，在于阐发陈寅恪先生所提出的史料批判原则——”于官书及私著等量齐观，详辨而慎取”。这一原则的提出，源于对中国史学传统的深刻反思。官修之书与私家著述各有其弊：官书受制于权力，易失之于讳饰；私著不受约束，易失之于诬妄。二者并非截然对立，而是相互补充、相互纠偏的关系。
编者在论述此问题时，引证了丰富的例证。如许敬宗修史，”记事阿曲”，或为泄私愤而加重封德彝之罪，或为贪财而曲叙钱九陇之门阀，甚至”虚美隐恶”，将白州人庞孝泰之懦弱败绩粉饰为勇猛善战。又如南唐李昪自攀宗室，”初欲祖吴王恪，嫌其诛死，又欲祖郑王元懿”，乃至要求有司检点二王苗裔，有司请为恪十世孙，李昪嫌其”历十九帝，十世何以尽之”，竟以”三十年为一世”来勉强凑数。此类事例皆说明，即使是官方正式修撰之史书，亦不可不加辨析而径自采信。
吴竞修《武后实录》之事尤为动人。当朝宰相张说因实录中对其不利之记载而多次请求修改，吴竞以”徇公之情，何名实录”相拒，”闻者叹其直”，时人称其为”今董狐”。然而韩愈任史官后却惶恐不安，以为此职”不有人祸，则有天刑”，柳宗元因而激烈批判其尸位素餐之不当。两相对照，可见史官处境之艰难与守正之不易。
此一主题对于今日之史学工作者仍有深刻启示。在信息爆炸之时代，史料来源更为多元，信息来源之可靠性更需审慎辨别。研究者须如陈寅恪所言，对各类史料”等量齐观，详辨而慎取”，方能逼近历史之真相。
主题二：正史与小说的辩证关系
本书另一核心主题，在于探讨正史与小说之间本应存在却长期被人为割裂的辩证关系。
自唐代确立修史制度以来，正史地位尊崇，与杂史、小说之间形成森严壁垒。《册府元龟》之编纂即为典型案例，真宗明确诏令”异端小说，咸所不取”，其收录材料皆”出于正史，以朝廷的眼光来看，这是最为清纯可信的历史材料”。然而如此立意虽善，实际效果却未必尽如人意——排斥小说杂说之后，史书在事件细节上时嫌粗率，文字表达上时嫌平板，反而失去了丰富性与生动性。
司马光《资治通鉴》的编纂方法为此提供了有益借鉴。其一，据李焘《上〈续资治通鉴长编〉表》，司马光先令僚属”采摭异闻，以年月日为丛目”，继而修成长编，最后删繁就简而定稿。其二，司马光将材料去取之思考过程记录为《考异》三十卷，使后人得以窥见其处理史料之心路历程。据近人统计，《通鉴》所据材料达三百零一种之多，其中小说即有十五种。《容斋四笔》更详列其援引各书之源流，如叙王世充、李密事用《河洛记》，记李泌事用《邺侯家传》，平庞勋用《彭门纪乱》等，”皆本末灿然”。
乾嘉学者钱大昕在《续通志列传总叙》中列举了可备取材之各类文献，计有编年、别史、典故、传记杂事等数十家，更及于”碑版石刻，文集选本，舆地郡志，类事说部之书，并足以证正史之异同，而补其阙漏”。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序》中亦言其校史时”搜罗偏霸杂史，稗官野乘，山经地志，谱牒簿录，以暨诸子百家，小说笔记，诗文别集，释老异教，旁及于钟鼎尊彝之款识，山林冢墓、祠庙伽蓝、碑碣断阙之文”，无所不用其极。
由是观之，正史与小说并非截然对立之两端，而应视为互相补充之整体。正史提供框架与主干，小说则填补细节与血肉。二者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此一认识的确立，标志着中国史学方法论的一次重要进步。
五、个人感悟
掩卷深思，不禁为陈寅恪先生”等量齐观，详辨而慎取”之名言所震动。此八字看似平易，实则凝聚了先生纵览中国史学数千年发展历程之深刻洞察。
吾辈生当资讯泛滥之时代，每日所接之信息何止千万？然其中真伪难辨、虚实相杂者亦复不少。社交媒体之流言蜚语，机构发布之公关文稿，学术刊物之注水论文，皆与古人之”诬妄”、”讳饰”相去不远。若不假思索而径自采信，则难免为所蒙蔽。
犹记数年前某公共事件初起之时，舆论汹汹，皆谓某方必败无疑；及至真相渐明，方知此前所传多属虚妄。又曾见某学者引述古籍，不加核检，即据以推翻前人定论；及细加追究，始知其所引材料乃后人伪托之作。此类教训，皆说明”详辨而慎取”四字实为治学之要紧关头。
古人治史，犹重博证；今人治学，更当如此。吾辈当效法司马光”长编宁失于繁，无失于略”之精神，广搜材料，多方取证，然后细加考辨，去伪存真，方能稍稍接近事理之真相。若仅凭一家之言、一面之词，便仓促下结论，则恐步前人”诬讳”之后尘而不自知也。
六、方法论联系
本书所阐述之史料学方法论，与儒学传统中的治学方法有着深刻之内在联系。
《论语·为政》载孔子言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此一训诫，实为一切学术研究之根本原则。”学”者，广泛占有材料之谓也；”思”者，深入辨析批判之谓也。陈寅恪先生所言”等量齐观，详辨而慎取”，正是将孔子的这一教导具体化为史料批判之操作规程。”等量齐观”者，广泛占有各类史料，不拘一格、不存偏见之谓也；”详辨而慎取”者，深入辨析材料之可靠性，审慎决定取舍之谓也。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礼记·中庸》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将此五者与本书所论相对照，可见其一一对应之关系：”博学之”对应于广搜材料、”遍采小说”；”审问之”对应于考察材料来源、追溯史料依据；”慎思之”对应于司马光《考异》之编纂——将思考过程记录下来；”明辨之”对应于辨别材料之真伪、权衡其可信程度；”笃行之”对应于依据经过辨析之材料作出历史判断。儒家治学之五步功夫，在此得到了一次完美的印证与运用。
又考乾嘉考据学之方法论原则——”凡立一义，必凭证据”、”孤证不为定说”、”隐慝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与朱熹”格物致知”之功夫论实出一源。朱子释”格物”为穷究事物之理，”致知”为推致吾心之知，二者循环往复，以求逐步逼近事物之真相。乾嘉学者将此一精神贯彻于史料考辨之中，遂形成了一套精密的考据方法。此种方法论之传承，正说明中国学术传统内部具有自我更新、自我完善之能力，而非如某些论者所言仅为僵化之保守。
西方实证主义史学自19世纪兴起以来，强调史料之批判与运用，与中国乾嘉考据学之精神颇有暗合之处。然西方史学又有其独特之理论资源，如兰克学派之”如实直书”理想、年鉴学派之”整体史”诉求、结构主义之”深层结构”分析等，皆可与中国传统方法论相互参照、相互补充。吾辈当以开放之胸襟，融会中西，以求建立更为完善之方法论体系。
七、后续计划
基于本书所阐述之史料学方法论，结合个人学术兴趣与研究方向，特制定以下后续阅读与研究计划：
其一，系统研读陈寅恪先生之史学论著。本书前言所引陈先生之语，实为先生史学思想之冰山一角。计划研读《金史馆》《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等代表性著作，深入领会其”以诗证史”、”文史互证”之方法精髓。
其二，研读《资治通鉴》及相关考据著作。本书多次提及司马光《资治通鉴》，并论及其《考异》三十卷。计划选读《通鉴》若干篇章，对照《考异》，体会司马光处理史料之心路历程。又拟研读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学习乾嘉学者之考据方法。
其三，研读周勋初《唐语林校证》、丁如明《唐五代笔记小说选注》等唐代小说总集。本书既为唐人轶事之汇编，则其源头材料不可不察。计划从中选择若干条目，与本书所录进行对照，以验证编者取舍材料之原则。
其四，开展小型专题研究。以本书所提供之方法论为指导，选择某一唐代人物或事件，系统搜集正史、杂史、笔记、小说、碑刻等各类材料，进行”等量齐观，详辨而慎取”之实践练习，以巩固所学方法论。
其五，撰写方法论反思札记。在阅读与研究过程中，随时记录心得体会，反思方法论运用中之困难与收获，逐步形成个人之史学方法论体系。